经济危机直接的表现就是需求不足，为什么会需求不足了，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可以推断出是贫富差距造成了需求不足。

2012年北京市抽样调查的5000户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只有41103元。房价稳定的实现应该通过利用市场上现有的工具来管理远期的房价上下波动幅度预期，避免中国房地产市场硬着陆。

中国的高端市场中可能存在着具有相当购买力的人群。要么封盘，极大地限制名义交易价格的变动。该期权附着在登记在册的房地产上，并且可以随房产的市场化交易而转让。有观点认为超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动力主要来自刚需。中国现在已经出现这种征兆：大量的房屋开发企业，和很多高净值家庭，开始将他们手中所持有的财产，向海外有计划有步骤的转移。

另外，这和政府在房价崩盘后的直接干预不同。如果房价上涨速度过快，房企的主要盈利模式可能会从"开发"转向"囤积土地，减慢开发"，或者"减缓销售，以图涨价"，而房企的竞争模式也将从"提高房地产开发效率，增加供给"转为"政商勾结，不正当竞争"。二、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

  二战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政策，政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存款增加和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形成等恶果。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同重商主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一、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这种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突显出来

如果不能主动推进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就难免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陷入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这种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突显出来。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出口导向政策 。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性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虚升和通货膨胀的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二、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

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一、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远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内需。

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采用了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促进发展。

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同重商主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存款增加和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形成等恶果。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

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二战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政策，政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

三、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正是我国出口加工产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早就指出过，在出口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缺乏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成为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

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目前也面临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外汇存底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四、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在发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

同时用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推动出口，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展还比较慢。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进入 郑新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 。三是允许国有企业员工持股。

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大家比较满意的回应，全面回应老百姓的期待和梦想、大家想解决的事、想说的事，这是回应期待，喜出望外。所谓活力大增，股市飙升，是指会议（三中全会）开完之后，经济的活力会大增，各方面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消费者都会活跃起来，该投资的投资，该消费的消费。

还有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将来成立若干个资本管理公司或者资本投资公司，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将来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后，管理层也可以持股。但这次改革还是为今后改革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例如，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当前我们发展中面临的最大的难题，这个问题本质是由于城乡间存在市场壁垒，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地从农村往城里流，但城市里的资金、技术、人才往农村流存在各种限制，这就造成了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地票制度提高了农民收入，而且也解决了建设用地不足问题，还新增了七万多亩耕地。

这项改革将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能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将会彻底改变农村面貌。

20年前，国有企业就是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极大地激发了国有企业活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实现了高度融合。目前银行已经通过土地抵押向农村发放了七十多亿小额贷款，支持农民发展多种经营。